1968年6月我回到北京，这时已经明确：陕汽发动机车间由南京汽车厂和杭州汽车发动机厂、长春汽车研究所包建；主厂房总装生产线由北京汽车厂（简称北汽）包建。我被分到北京汽车设备修造厂劳动，修造厂隶属北汽。我在修造厂当钳工，刮平板、修机床，尽管很累，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劳动锻炼，也学到不少知识。

    我心态很好。你看我从陕汽退下来后，很多人都担心，把陕汽一手带大，会不会有些想法？我说，这很正常。共产党的事业肯定是一代接一代，不可能让我干一辈子。

    带我的师傅叫赵茂，是个预备党员。他要转正，就得接受改造，所以机床里最难修的铣床都分给他修，一个月修一台。在大修工段上，他每天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10点。

    我跟着赵师傅学到很多技能。北汽南厂在垂杨柳一带，家属区在南磨房，北厂是我劳动的地方，就在现在的中央电视台新址附近。晚上10点后，我从北厂骑自行车回南磨房，天很黑，没路灯，从垂杨柳拐到小路上那一段，全是黑路。但我做事很积极认真，北汽领导以及北汽设备厂负责人对我印象不错。

    我在设备厂前后干了3年。先干一段时间后，1969年就被抽调到参与三线建设的办公室工作。当时北汽总厂有三线办公室，主要组织陕汽建设。此外，下面每个分厂也设有三线办公室，我在设备厂的三线办公室，在机修车间设计专用设备。

    大概是1969年4月，我到陕汽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陕汽在岐山县的麦李西沟，我们习惯称之为西沟或者沟里。北汽设备厂有200多名职工，他们的户口都是我负责办理迁到西安的。那段时间，我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地方。很多人后来对我说，老张，就是你把我的户口迁到陕汽来的。
北汽同志到陕汽最高峰是1970年7月初，陈（子良）厂长带队，他夫人去车站送他。我在现场帮大家托运行李，看到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印象中，拉了一火车皮的人过去。山沟里很热闹，也很艰苦，蔡家坡火车站下车的陕汽人都是从北京背米、背糖和背面的，甚至还有背纸的，当时沟里用的纸是发黑的。
我跟陈厂长很有缘分。我入党，提干，都是他说的话。文革时风气较左，我本人没问题，属红五类，但我夫人出身大地主家庭，她的伯父就是毛选里点过名的在陕北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少将师长。所以我的入党一直是个大问题。思想汇报写了厚厚一叠。但直到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才被批准入党。整整18年，我信仰很坚定，算是老积极分子。

    第六任厂长

    如果不算军管会主任，我是陕汽第六任厂长，前五任分别是陈子良、冯献堂、尹栋奎、潜学尧、李柏桢。其中，陈厂长任期约六七年，我最长，是17年。

    1971年我带着夫人和孩子全家迁到陕汽。沟里没房子，就住老乡家。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只住几平方米，拿木板搭了个双人床，门口仅留70公分，还在角落里放了个火炉做饭。房顶就乱七八糟糊上一层纸，晚上睡觉时，还能听到老鼠在上面走动的声音，下雨天经常漏雨。

    即使这样，大家精神状态都不错。我在机修车间当技术员，机修车间算后方，负责设备制造和修理。我夫人在车身车间当技术员，搞冲压工艺。我和夫人是交大的同班同学，1968年我们结婚，当时结婚也简单，就去办了个登记，到家后给双方老人说，我们结婚了，这就完了。然后去北汽上班。那时真是穷，别说其他什么东西了，连张床都买不起。

    1972年我家老二出生，陕汽已经盖了家属楼，但还没轮到我们分房。要房子的故事才有意思。有天下午，临近下班时，我夫人快生产了，同事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医院很简陋，就几个普通平房，一间是产房。我记得我抱着柴火回家，她的同事跑到家里通知我：你爱人要生了。我住在沟里，医院在沟口，相隔7里地。我马上向沟口跑，等我到了医院，孩子已经出生了。

    陕西农村有个讲究，生小孩后不能再回到他们家里住。不得已，我去找管房子的领导解决住房问题。

    她说，你怎么说这时生就这时生？意思是，你怎么那么老实，为什么不把预产期说得早一点呢？因为当时很多人为了早点分到房都把预产期说得提前很多。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又去找军管会主任，当时沟里的最高领导，他正好也在住院。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分到了一间房。然后，这边搬着家，那边办理出院，大人和孩子回到家里时家还没搬完。

    1972年我被调到生产组，可能有其他部门想调我过去，但车间不愿意放人，就让我到技术组当技术员、技术组长。1976年我被提为车间干部，当时我还没入党，提干很困难。

    最终我还是被提了，成为当时陕汽厂里少有的几个不是党员的中层干部。这主要是陈子良他们这批老领导的作用。陈厂长心胸宽广，对人宽厚，实事求是，看问题看实不看虚。

    我能成长起来，走的台阶特别多：先当工人，接着技术员、计划员、技术组长、车间临时负责人、车间副主任、车间代主任、车间主任；设备科副科长、设备科代科长、设备科科长；副厂长、总经济师、常务副厂长、厂长、董事长，基本上都转完了。所谓加个“代”字，就是主持工作，但没正式任命。其实，北京这批人到三线企业都很苦，我仅仅是个缩影。

    1984年我被提为副厂长，1990年9月下旬被提为厂长。如果不算军管会主任，我是陕汽第六任厂长，前五任分别是陈子良（已去世。第一任总工程师是孟少农，后来去了二汽，已去世）、冯献堂（已去世）、尹栋奎、潜学尧（后调到重汽任副总）、李柏桢。其中，除了陈子良和我的任期较长外，陈厂长约六七年，我是17年，中间那几届任期都较短，基本上就两三年。

    陕汽从1968年开始建设，1975年名义上投产，第一批军车生产了50辆，设计纲领是1500辆。由于领导换得频繁，企业职工人心浮动，加之只生产军车，规模较小，是一个步履非常艰难的汽车企业。

     1980年代初，为解决我国汽车工业“缺轻少重”问题，中汽总公司将济汽、陕汽和川汽（后来的重庆红岩）三个重型厂联合起来，成立重型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后来改称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

联营公司1984年跟国际著名重型汽车品牌——奥地利斯太尔谈合作，1985年签约，确定共同研制、开发、生产适合中国本土使用的斯太尔系列重型汽车。但三个厂各有侧重：济汽是全部驾驶室；川汽是桥和一部分驾驶室、转向机等；陕汽是桥和一部分驾驶室。零部件技术方面，陕齿是变速箱；杭发和潍柴是发动机，此外还有卡福、红岩弹簧、株洲齿轮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时任中汽总公司总经理的蔡诗晴比较清楚这段历史。

    1990年时陕汽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困难到什么程度？《人民日报》一个内参这样写道：亏损严重，资不抵债。陕汽职工4900多人，当年产量736辆，亏损近7000万元，实际上可能还不止。

    陕汽困难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如技术改造、资金缺乏、市场运作、新老产品过渡等。内参反映到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邹家华处，他们都做了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