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是考上了。每天早晨去上学，晚上回家，单面要走30～40分钟。那时人很单纯，只顾学习，不管其他事。我也不知道成绩怎样，在班上排多少位？我家里穷，弟兄三人，上有姐，下有妹，男孩里我排老大。父母说，考不上就甭上了。

    但我老能考上。初中考上了泊镇一中，原来的河北省立三中，较有名气。既然考上了，那就上吧。初中读完后，家里意见是，要再上，就上师范，因为师范不交费。结果呢，我又被保送进了高中，还得继续上。

    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就想考最保密的学校，因为越保密的学校，越不收学费。填志愿时，每所大学后面一般都有很多专业供选择，但北京工程技术大学后面一个专业都没有。我想，这肯定是最保密的学校，所以就把它作为第一志愿。你知道第二志愿我填的什么吗？清华大学！

    1960年我被北京工程技术大学录取。事后我才知道，这所学校还没开始建。按照计划，它要依靠苏联专家一起办校，搞原子能研究。但恰在那时，中苏关系破裂，接着就是3年困难时期，这所学校被撤销。

    我们这批学员在北京、湖南衡阳、西安等地坚持了一年，主要学高等数学等基础课。北京冬天的早晨很冷，我穿着那种老式对襟棉袄，一大早就起来背俄语。困难时候，学生们都吃不饱。为吃顿饱饭，有的干脆一顿省一个馒头，挂在床头，10天攒下10个馒头后，一口气全吃掉。业余时间我们还到外面去挖野菜，然后到食堂蒸菜馒头，以此增加分量。

    北京学校被撤销后，由学校统一调配，一部分学生转到西安交通大学（简称西安交大），一部分转到西安石油学院，我去了西安交大，分到锻压专业。

    我学习成绩不错。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一是当时西安交大有上万名学生，从中挑选出72名优秀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彭康校长亲自给大家颁发奖状。从那以后，很多老师和学生都知道我。

    二是1975年我回到学校时，材料力学老师刘福宝递给我一叠厚厚的作业本：“这些还给你吧，你的作业水平不错。”原来，从1965年到1975年整整10年，老师一直把我的作业给历届学生作示范。后来搞工农兵大学，学习方面有些放松，他就还给我了。

    1965年我毕业，学校让我留校。很有意思的是，我当企业厂长很多年后，偶尔打出租车，那司机还问我：老师，你去哪所大学？我说，我不是老师，我去陕汽。他说，一看你就像教授。很多人都觉得我不像搞企业的，现任潍柴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孙承平也老说，你是教授厂长。

    留校后，我接着考研究生。刚考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什么都停下了。文革中，我自己没受什么冲击：一是我已完成学业；二是像我这种年龄稍长的学生，思想比较传统，不爱参加武斗打砸抢，顶多就写写东西，整理资料而已；三是西安交大学习风气浓厚，用过去的话说，是走白专道路较多的一个学校，内部打斗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