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弯道超车迷雾
不可能实现的弯道超车
刘杨:那么从我们的产业基础来讲,我们现在是否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
殷承良:我是在汽车企业工作了15年以后才进入到高校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破除新能源弯道超车的迷雾。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混合动力汽车方面我们不存在弯道超车。我最早是学力学的,从力学来看,弯道超车是非常危险的,法规也不允许。
从产业化上看,全世界已经推出的商业化混合动力汽车,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以日本本田为代表,对发动机进行改进;一款是以丰田、福特为代表,对变速箱进行改进。但是这些车的上市并不是简单的发动机加电机那么简单,这些技术都是在原有的发动机控制基础上或在变速箱上进行改进,这些新技术和新设备都是耦合在其中,才能够实现好的性能。
我提醒大家注意,2009年财政部和科技部的“十城千辆”中对混合动力汽车的最高补贴是6万元,2010年5月,国家又推出了私人购车的试点城市,混合动力的补贴额只有3000元。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基础工业太差。我属于国内自主搞电动和混合动力最早的一批人,我们不缺干劲、思路和投入,但是我们差在基础上。
混合动力汽车如果离开发动机和变速器,都不能真正做好。而这两个核心零部件,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很好的国产产品。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上也不乏好的想法和思路,我们设计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机器加工能力太差。在老外看来很容易的事情,国内却没人能做。高校有很好的理论,但是工艺需要生产经验的积累。我们很无奈,也选择和很多企业合作,甚至开发很多东西要自己开发模具,这在国外根本不可想象。
汽车企业里的基础生产不行,所有的核心部件都不在自己手中,我们可以买生产设备,但是核心控制还是一个空心。我们现在越研究,就越觉得我们很难在这方面突破别人的封锁。
未来,微混,也就是怠速启停技术可以成为企业的标配,但是发展到中混或者强混时,混合动力汽车需要太多的汽车基础积累。我们也都很清楚我们在这方面和国外的企业差距有多大。现在我们都说和国外的发展差五年,我认为,不要说五年,我们在混合动力上的差距应该是在传统车上的30年时间再加上现在研发混合动力上进行发动机和变速器修改的5年的总和。因此在强混上我们根本不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
刘杨:那么我们在替代能源上是否可以实现超越?
许敏:甲醇发动机对材料和油泵都有很高的要求,这些方面都有解决方案。甲醇、乙醇肯定是非常好的替代燃料。上海交大做的主要研究是甲醇、乙醇的喷雾燃烧,以及发动机的应用,而且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发中心资助的,他们非常看好这一领域。
但是,我们也没有超越之路,也需要一步一步走。甲醇发动机因为燃烧系统不一样、喷雾不一样、蒸发又不一样,基础方面我们都需要积累经验。又比如甲醇汽车很难的一个问题是电控,我们汽油和柴油发动机的电控,自己还都搞不好,甲醇又带来了新的电控问题,怎么能解决得好?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影响汽车行业的难点,很多人想绕开它,我觉得这有点误国误民。实际是没有办法绕开的。我们要面对这些事实和技术挑战。
赵福全:能源从过去的石油能源的单一化,向未来的多元化发展,这是必由之路,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新能源时代一定会到来。至于说什么时候到来?本身就没有固定的规模来量化。5%算是规模到来,还是100%的时候才算到来呢?我想100%的市场规模是遥遥无期的。
我们现在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现状来解决问题,冷静下来思考。刚才大家都在讨论甲醇汽车。我认为甲醇是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第一,如果我们是解决中国能源短缺,未来面临的能源危机,甲醇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通过开发甲醇,想要技术领先,进行弯道超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应对变化,解决现有的能源危机,和让我们在技术上领先,甚至在技术上达到垄断,这是两个问题。
如果国家认为甲醇是我们解决能源危机的重大战略选择之一,我绝对相信外国企业已经准备好和中国企业竞争。如果我们认为有了甲醇就可以做到技术垄断,我认为这是不太现实的说法。不能否认的是甲醇就是未来能源多元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之一,这一点谁都不会去否定,这需要国家的支持。因为有了这种选择,我们就会成为弯道超车的领头羊吗?这又是不大现实的想法。
事实上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已经是巨大的,而且投入也很大,技术也是领先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进行市场普及?那是由美国的能源战略决定的。巴西在乙醇燃料上是绝对的领先,但并不意味着它的技术领先。在巴西销售的汽车还是通用、丰田的产品。
我觉得大家要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新能源,作为产业化,又需要谨慎务实的过程,不是某一个技术解决了,我们就领先了,它是整个产业链能力提升的体现,它是终端。没有企业方方面面能力的提升,我认为销量的提高是很难的。中国的领军企业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
今天我们能做自主了,绝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市场换技术、形成全方位产业能力的初步体现,我觉得新能源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家不能自己误导自己,演小品和现实生活是两回事。
机遇究竟在哪里
刘杨:那么我们在哪些方面有更好的优势和市场机遇?
殷承良:我认为我们在纯电动汽车上还是有超越的机会的,毕竟它不再需要传统汽车的发动机,变速器结构也相对简单。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国外技术人员归国创业,把先进的电机理念拿来,在国内实现汽车电子的突破,在纯电动动力系统上就不一定比别人差,可能也就五年的差距。电池成组技术,踏实下来,也会有突破的一天。电化学的进展,如均匀性和一致性都可以靠钱和先进设备的投入去突破,最终大家就是拼电池配方的水平。这方面,国外也不比我们领先多少,我们追上去还是有可能。
发展电动车,我们有自己的先天优势。可以有政府的强力政策和补贴来推动,中国人对车的续时里程和性能相比国外没有太多传统车的比较,我们的接受程度会更高,最后,我们人口规模大,也更容易形成一个较大的使用人群。现在世界上也有一个共识,纯电动车最有可能大规模推广在中国。
孙星原:世博会上,我看了这么多新能源汽车,发现我们有非常好的做法和主意。其中一个主意是在公交车里面,做超级电容大巴来取代我们过去的无轨电车。无轨电车本来就是零排放的车辆,产品也已经很成熟。超级电容就是把过去无轨电车的两根辫子给取消了,完全在公交站内充电。
现在,美国人注意到了超级电容公交车这个产品,请我们中国的一家公司在华盛顿进行超级电容大巴的演示。这说明我们在有些地方已经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如果我给今天在座的领导和客户提建议,我觉得未来是这样,特别是在北京,发展电动车一定在是公交、市政、邮政等系统内。
我们1978年就在意大利进行过实验,发现车的补贴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修车的机构非常复杂。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要保证政府掏钱,线路固定,使得充电设施、修车设施都比较好建立,这件事情就是对社会非常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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